张爱玲的旗袍瘾和服饰的民族性 2009年11月19日 23:00

　　她总是永久的演绎……

　　旗袍源于古代蒙古系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，清满族承袭了此服装，是为衬衣和氅衣。衬衣不开叉，氅衣左右开叉至腋下，开叉尽头各饰云头纹，称如意。满族旗人女子常穿，因而有了旗袍或旗装之说。

　　1929年，蓝色六纽旗袍成为女礼服。30年代旗袍经洋装裁缝改进肩袖上法，腰身加省缝使之合体，能显示人体三围的曲线美。

　　四十年代，张爱玲带着她那敏感于常人的，色彩、节奏和情绪登上了文坛。她也同样钟情于旗袍，并且在她的旗袍观中，总是潜伏着满清时的审美意识，因而这个乱世中的女子，周身胶合着满清和现世的情调，象照片中她的神情那般，疏离和落寞。

　　旗袍，在现今日常生活，已鲜有人穿。然而那些电影节、那些国际会议上，总活跃着旗袍的身影，可以说是一种流行现象，但一身旗袍背后暗含的不仅是对流行的趋同，还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。

　　视觉文化是看出的文化，象绘画、摄影、电影……，在线条、色彩表达了一个可视世界时，也在表达着一些文化。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画派，专注光的微妙变化，这是一种对抗传统绘画以宗教为主的文化；以哈尔斯曼为代表的达达摄影派，崇尚虚无荒诞，这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反美学反艺术的文化；以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，强调叙事与反思的结合，这是一种转型期批判和寻觅的文化……

　　当然，在那些非传统的艺术背后也传承了文化。例如衣裳，原来仅是蔽体御寒之物，后来一代一代的人在禀赋了时代、地域、身份等特征后，又将诸特征会意到衣裳上，因而衣裳也成了视觉文化中的一系。其中，旗袍又是中国衣裳文化中最独特的一派。

　　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旗袍走完三十年代的黄金期，开始了成熟期，既不是满清为彰显地位一味地繁缛华丽，也不是当代旗袍那般面目全非。那时侯，张爱玲正爬着格子，乐此不疲地念叨着旗袍，从面料、色泽、式样到衣角琐碎的声响都不放过。

　　现实中，她更是对旗袍上了瘾。一九四三年，她走上文坛，穿“丝质碎花旗袍，色泽淡雅”，一改在圣约翰大学的奇装异服去见了当时《万象》杂志的主编柯灵。平头百姓家的女子不会象富贵人家那样，执着地延续三十年代的喧嚣，她们穿的就是这种简约的旗袍，并用上拉链和垫肩。不过，简约只是张爱玲的幌子，她最爱的还是那些惊艳别致的旗袍。

　　1945年，《倾城之恋》改编为话剧，张爱玲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，她穿了“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，超级的宽身大袖，水红绸子，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，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——也许是如意。长袍短套，罩在旗袍外面”。

　　同样是1945年，在华懋饭店，《新中国报社》主办女作家聚谈，到场的张爱玲身穿“桃红色的软缎旗袍，外罩古青铜背心，缎子绣花鞋，长发披肩，眼镜里的眸子，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”。

　　张爱玲曾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中，一边是父亲的遗少家，那里弥漫着鸦片烟、颓废和一点点死气，一边是母亲的开明家，那里有钢琴、油画和西洋礼仪。

　　因此，张爱玲身上糅合了两边的气质，穿旗袍时会搭上前清夹袄，甚至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。母亲教她油画，使她对旗袍的色彩相当敏感。清刺绣喜好冷暖对比和明艳色系，因此那时的旗袍色彩对比大胆，常用不同色系的蓝对比不同色系的红，无比艳丽华贵。

　　张爱玲后来说“色泽的调和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‘对照’和‘和谐’两条规矩——用粗浅的看法，对照便是红与绿。和谐便是绿与绿。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，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着的；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，看了越使人不安。红绿对照，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……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参差的对照，譬如说：宝蓝配苹果绿，松花色配大红，葱绿配桃红”。

　　可见，张爱玲喜好满清时对比鲜明的色彩风格。定居美国后，在很多场合，张爱玲仍是一身旗袍打扮，不过已不及当年那般惊世骇俗。据说，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，象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。

　　年轻时，她就曾寓言：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